保国会成立于戊戌三月间，这事闹了很大的风波。有人指责康有为成立保国会，含有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企图。对于这种流言，保国会居然不置可否。于是，御史纷纷上奏弹劾，“已而京师大哗，谓开此会（指保国会）为大逆不道”。 军机大臣刚毅要求严查入会之人。当时保国会名单一公布，许多列名者纷纷退缩，要求除名。用康有为的话说：“谤言塞途，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，门可罗雀，与三月间成两世界矣。”可见事态严重。好在这事最后光绪表态了，他说，会能保国，岂不大善？为何要查？于是弹章留中，事遂止。
应该说，胶事和旅大事发生后，光绪对康有为已经越来越看重。在看了康有为《上清帝第六书》《上清帝第七书》，以及康有为进呈的《俄大彼得变政记》《日本变政考》等书后，他的变法决心也日益坚定。5月间，恭亲王奕病重期间，他居然让庆亲王奕劻带话给太后，公然要权，大意是：太后如不给权，我宁可退位，不做亡国之君。据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称，太后听了十分恼怒，她说，他不想干，我还早就不想让他干了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徐致靖上折举荐维新人士同日，保守派御史黄均隆也上了一道折子。该折却与徐折针锋相对，是弹劾维新人士的。被黄点名弹劾的有陈宝箴、梁启超和黄遵宪，罪状是他们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，“学行西学，徒务虚名”，力倡民主议院之说，散布“改正朔、易服色”之言，“刊报传播，骇人听闻”。
不过，怒归怒，发了一通脾气后，太后还是作了让步。有史料称，当光绪决意变法时，宫中诸人极为惊骇，乃知帝性虽柔懦，亦带有其母叶赫那拉氏之血系也。至于太后为何让步，也是因为国家危亡，势如累卵，不变也确实不行了。即便从维护自身的统治来说，也该如此。从现有的资料分析看，西太后也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反对变法。因为变法搞成了，不再受洋人欺侮了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于是，她和奕劻商量说，先由他办吧，办不出模样来再说。于是，奕劻便带话给光绪说：“皇上欲办事，太后不阻也。”
虽然由于光绪的庇护，保国会的事平息下去，但翁同龢却从中感到了危机。你想啊，外界都认为他是康有为的后台，康这么闹下去，最后势必牵连到他。当时，帝后两党矛盾尖锐（后党戏称“老母班”，帝党戏称“小孩班”），翁同龢本希望调和两派之间的关系，而康有为的做法适得其反，使矛盾不断激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不能不撇清自己，拉开与康有为的距离。
这两份折子不早不晚恰巧同时呈到了光绪面前，而且内容针锋相对，这或许是巧合。但光绪阅后态度鲜明，立即做了批示。对徐折的批示是：主事康有为、张元济于四月二十八日（6月16日）“预备召见”，黄遵宪、谭嗣同“送部引见”，梁启超“总理衙门察看具奏”。而对于黄折只批了一个“存”字，也就是留中不发。
从6月11日变法开始，至9月21日变法失败，前后共一百零三天，史称百日维新。在这一百多天里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要想一一讲清楚，实属不易。不过，有几件重要的事不能不提。
这期间，康有为表现得极为活跃，一方面忙着给皇帝译书，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，召开各种学会。旅大事件发生后，他还再次鼓动公车上书，并乘机联合各省京官及在京应试举人召开保国会。
有了这话，光绪顿时来了劲。此后不久，恭亲王奕病逝，变法又少了一大阻力，于是，光绪决定放手大干一场。四月二十三日，即公历6月11日，皇帝大誓群臣，颁布了《明定国是诏》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头一件便是光绪召见康有为。早在去年底，光绪就有意召见康有为，但被恭亲王所阻拦。6月13日，即光绪颁定国是诏两天后，侍读学士徐致靖便上奏推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。徐致靖，江苏宜兴人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进士。此人支持变法，与康是密友。他曾代康有为呈递《请明定国是疏》，从而促成了《明定国是诏》的颁定。在奏章中，他提出国是既定，用人宜先，为此向皇帝举荐维新人士，“请特旨破格委任，以行新政而图自强”。在他保荐的维新人士中有康有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张元济、梁启超，而且对他们均评价甚高，对康的评价是“忠肝热血，硕学通才”，对谭的评价是“天才卓荦，学识绝伦”，对梁的评价是“英才亮拔，志虑精纯”。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不过，据御史梁鼎芬揭露说，徐氏之奏折系康、梁代笔。此事有待考证，按下不表。
然而，在光绪看来，翁同龢这是在阻挠新政。因此，在康与翁之间，他必须做出选择。后来翁同龢被罢职显然也与此有关。
愿看到的。其实，翁同龢早在正月初三总署召见康时，就已对他印象不佳。他在当天日记中评价康时用了“狂甚”二字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在向皇帝汇报时，他仍然不顾总署大员们的反对，在光绪面前力挺康有为，并充当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联络的纽带。
但是，这个结果很快就被慈禧太后知道了。因为军机大臣随